今日高考与古时科举心理对比分析

今日高考与古时科举心理对比分析

　　喜欢运动、钢琴九级、喜爱动漫，身高1.74米的张思无，是个长头发的高个“萝莉”。高考之后，她的人生将迎来崭新的一页——她将成为刘洋、王亚平等飞天英雄的师妹，在空军航空大学学习后做一名驾驶战斗机的女飞行员。今年，空军首次通过高考在津招收1名女飞行员，实验中学高三毕业生张思无经过层层选拔，成为该市首个通过高考被录取的女飞行员。7月13日，1995年出生的张思无收到空军招飞局北京选拔中心(华北地区)发来的录取短信，今年天津地区最终仅她一人获得录取。

　　淡定心态通过层层选拔

　　实验中学高三八班、张思无的班主任卜立伟老师告诉记者，张思无参加“女飞”选拔是很偶然的机会。“尽管她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并不突出，但是人很踏实，人缘也好，又加上高个子一直坐在班上最后一排，我想视力应该不错。”于是，卜老师就推荐张思无参加空军招“女飞”的选拔，从小并不了解军事的张思无特别爽快地答应了。

　　抱着“试试看”的心态，通过初选的张思无去北京参加了首次体检。体检规格执行战斗机飞行员标准，从4月15日起一共体检了4天，华北地区共有80余人参加。

　　据悉，女性飞行员招募有着严格的身体条件要求。女性考生的视力要求甚至超过了男性考生，按空军标准视力表双眼裸眼视力在1.0以上，而男性考生的标准为空军标准视力表双眼裸眼视力0.8以上，这是因为女性飞行学员以后将成为战斗机飞行员。

　　将成王亚平师妹

　　高考成绩出来后，全天津市仅剩她在内的两名女生，这时候，更严格的一次体检到来了。全国还剩下100多名女生，在高考后赴京参加选拔。这次，“花样就更多了。不仅有脑电图头上戴个套，还有完全模拟真实飞机的驾驶操作。”直到操作前一晚，张思无才拿到一本培训教材，“收起落架、上升、下降、转弯……”所有动作都是现学现卖，这次，大心脏的张思无终于有点紧张的感觉了。在教官的指导下，张思无顺利通过了第二次体检的全部内容。

　　张思无了解到飞天女英雄刘洋、王亚平等人都是她的师姐，也是通过高考录取的女飞行员。(彭未风)

　　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唐代诗人张继的这首千古绝唱，谁又知道它原是一个古代落榜生屡试不中的心情写照呢？

　　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的，每年的高考分数公布，总会有许多的落榜生患上“高考后遗症”。前几天新闻里说，有个女生因成绩不理想，选择放弃了如花生命。高考承载了考生和家长太多的期待与梦想，自古以来都一样。

　　贾岛：接受安慰、与朋友的交心

　　唐代诗人贾岛，也就是“推敲”典故里的那个人。他年轻时做过和尚，后来还俗，跟韩愈、孟郊等是好友。

　　贾岛参加多次科考，却屡屡落榜。他的性格比较孤僻自闭，清代文人李怀民从其作品的角度评价他为“清奇僻苦主”。贾岛之所以能够挺过科场失意、生计无着的双重压力，靠的正是与朋友的交心。他在《寄韩潮州愈》诗中云：“此心曾与木兰舟，直至天南潮水头。隔岭篇章来华 岳，出关书信过泷流。”又在《病鹘吟》中向朋友直抒胸臆：“不缘毛羽遭零落，焉肯雄心向尔低！”

　　可见，亲人朋友之间的彼此宽慰，才是缓释压力的不二良方。

　　张继：自我激励、进行体育锻炼

　　对于莘莘学子来说，一次的高考落榜不算什么人生挫折，就算是，也应该正确面对，及时站起来。

　　唐代诗人张继，也曾多次落榜，心情之郁闷，可想而知。有一首著名的唐诗《枫桥夜泊》，就是张继在科举落榜后，与朋友到苏州旅游期间写成的。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

　　但张继并未就此消沉下去，而是选择了振作，曾自我激励曰：“调与时人背，心将静者论。”静下心来，从头开始。其好友刘长卿在《哭张员外继》一诗的自注里 引用了高仲武对张继的评价：“员外累代词伯，(及第前)积习弓裘。”说明张继不但在诗文上发愤用功，还经常进行体育锻炼 。终于在天宝十二年(753年)，张继考中了进士，至大历中，以检校祠部员外郎升任洪州(今南昌市)盐铁判官。

　　唐寅：出门旅行、参加体力劳动

　　有个落榜生对记者说：“我几乎不敢面对所有的人。”这显然是一个失去自信的孩子，急需信心重建。如何重建？明代的唐伯虎是个例子。1500年，才华横溢 的他赴京参加会试，无意中卷入了科场舞弊案而落榜，“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”这句话恰好印证在他的头上，人生打击不可谓不大。唐伯虎调整心态的方法是，约祝枝山等人出去旅游，或者在家种桃树，参加体力劳动。通过调整心态，唐伯虎的自信又找到了，他发现，自己的价值原来体现在绘画方面，不能做官，那就做一个 出的画家吧。

　　李时珍：成才的途径不仅是做官

　　李时珍的故事，许多学生都知道。14岁考中秀才，相当 于高中生，其后九年连续参加了三次乡试，都名落孙山。在封建社会的中后期，读书人只有考取了乡试，成为举人，才能参加全国性的礼部统考，并初步获得做官资 格。而李时珍认识到，成才的途径不仅仅是做官。他立志从医，走遍大江南北，阅读无数的医书，用了29年时间，完成了博物学著作《本草纲目》的编撰。

　　历史上此类的例子很多。如《聊斋志异》的作者蒲松龄，对高考也相当热衷，可是他偏偏不乐意去钻研八股文。明清小说里有“当今天子重文章，足下何须讲汉 唐”的说法，皇帝所看重的八股文模式，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，以至于蒲松龄古稀之年还是考不中，被地方教育部门破例补为贡生(举人)。后来，他倾毕生精力写 就40万字的《聊斋志异》，赢得后人的尊崇。

　　古代科举赶考介绍

　　为体现科举选士的公开与公正，自唐至清，不论是两级考试还是三级考试，每级考试都要做到统一时间、统一内容、集中考试。此项规定，首先给应试者带来了一个难题，那就是要远离家乡，千里迢迢去参加考试。且不说唐宋的省试、明清的会试，要集中全国举子赴京师，就是明清的乡试，士子们云集省城，就够他们奔波的了。难怪古人用“赶考”来描绘这一历程。“赶”字确实道出了应试者的千辛万苦。

　　清人龚炜曾作《赴考》一文，描绘自己以孱弱之躯，赴考路上中暑、晕船，最终只能半途返回，甚至因此“绝意名场”；清初湖南士子须赴武昌考试，途经洞庭湖，甚至“屡遭覆溺”。

　　《名医类案》载“许元公入京师赴省试，过桥坠马，右臂臼脱”，本已昏迷，幸遇一良医为之调治，“五日复常，遂得赴试”。虽然只是意外，却可见长途跋涉之风云难测。

　　又载：“刘君乡试入都，长途冒暑，气已伤矣。复日夜课诵，未几，壮热头疼，咳嗽干哆，不寐，神疲……”不仅旅途疲劳，还须时时温习课业，其辛苦自不待言。

　　当历尽长途辛劳，终于到达考场时，等待士子们的还有更多考验。据载，无论科举制初创的唐代，还是制度完备的明清时期，用于考试的场所都比较简陋。所谓“寒余雪飞，单席在地”；“数百人夹坐，蒸熏腥杂，汗流浃背”……都是用于描绘考场环境的语句。科举考场中考生之席舍叫做号或号房。一位不堪科场之苦的士子所作《别号舍文》，文中描述了临近厕所的“底号”、狭窄不堪的“小号”、临时搭建的简陋“席号”，“凡此三号，魑魅所守，余在举场，十遇八九，黑发为白，韶颜变丑”。在这种号房待三天、考三场，自然极易受湿。难怪俗语云:“三场辛苦磨成鬼，两字功名误煞人!”

　　为应付恶劣的考场环境，古人亦有某些保健措施。如在临考时服用玉屏风散，以抵御寒邪。

　　乡试，又叫秋闱，在农历八月举行，此时天气已凉。考生们常服人参、饮枣酒，这些均属自我保健的做法。人参益智强记、大枣养血安神，且参、酒皆助火暖身，可御风寒，对考试都有好处。

　　有趣的是，古人还知道白果（银杏果）缩尿之功颇著，可以防止考场上内急。虽然廷试在宫内举行，卫生条件尚可，但“天子下帘亲自问”，是皇帝亲自主考，如此殊荣、如此隆重场合，自然不允许随便小解，故而举子们常预先做好保险措施，廷试前煮食白果，其用心可谓良苦。

　　科举制的影响有哪些

　　1、积极影响

　　科举制彻底否定了以门第和出身作为选拔标准的特权制度，为封建国家选官用人搭建了一个相对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平台，为社会精英的流动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，使成百上千的中小地主阶级、甚至平民阶层的子弟有机会进入治国行列，这就为国家的发展增添了活力。

　　与以前的客卿制、察举制等比起来，科举制的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。

　　2、消极影响

　　以儒家经典为基本科目明显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发展，应举的士子们志为了功名利禄，穷毕生精力读经，研经，而非儒学的自然科学理论、制造技术和工艺，却被视为“旁门左道”和“雕虫小技”，从而造成中国社会长期因循守旧、思想停滞不前的局面。

　　同时，落后刻板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模式也束缚了人们的头脑，特别是明清以来以“八股文”取士，使中国的教育陷入了一种病态的畸形发展之中，士子们死读书、读死书、读书死的状况愈演愈烈。清光绪三十一年（公元1905年），科举制终于走进历史，终结了它1300余年的生命。

　　3、对外国的影响

　　中国科考制度对欧美国家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。欧美人把科举这一中国人发明的选拔人才方式进行了改造，使之成为让中国这位发明者反过头来要学习、“取经”的考试模式。

　　科举制的作用

　　首先，科举制度是国家选拔人才的考试，无论谁，都可以进行考试，寒门学子亦可以凭借科举考试来展现抱负，进入朝堂，推动了阶级的流动性，打击了士族家族，同时也是巩固了中央集权，殿试是皇帝选举出来的人才，更有利于巩固国家政权。

　　但随着明清时期，科举内容改为八股文，以四书五经取题，不允许自由发挥，格式字数规范，大大限制了人才的发展，科举制也就由此衰败。

　　中国古代科举状元榜

　　崔邈，出生地不详。生卒年不详。五代后梁开平二年（908）状元。

　　陈逖，泉州（今福建泉州）人，生卒年不详。五代后梁贞明年间（915--921）状元。

　　崔光表，清河（今河北清河）人。生卒年不详。五代后唐同光二年（924）状元。

　　王彻，大名莘（今山东莘县）人。生卒年不详。五代后唐同光三年（925）状元。

　　王归璞，四川简州人。生卒年不详。五代后唐同光四年（926）状元。（此年改同光四年为天成元年）

　　黄仁颖，泉州（今福建泉州）人。生卒年不详。五代后唐天成二年（927）状元。

　　郭晙，出生地不详。生卒年不详。五代后唐天成三年（928）状元。

　　卢华，出生地不详。生卒年不详。五代后唐长兴三年（932）状元。

　　寇湘，华州下邽（今陕西渭南）人。生卒年不详。五代后晋开运二年（954）状元。

　　王溥，并州祁（今山西祁县）人。字齐物。生于五代后梁龙德二年（922），卒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（982）。五代后汉乾佑元年（948）状元。授职秘书郎。后为枢密使郭威从事，迁太常丞。

　　王朴，东平（今山东东平）人。字文伯。生于唐天佑二年（906），卒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（959）。五代后汉乾佑三年（950）状元。授职校书郎。王朴自幼聪慧警敏、勤奋好学。登第后依附枢密使杨邠。后汉酝酿大乱，王朴审势东归故里，避乱免难。

　　扈载，幽州安次（今河北廊坊）人。字仲熙。生于五代后梁龙德二年（922），卒于五代后周显德四年（957）。五代后周广顺二年（952）状元。授职校书郎，值史馆。后迁监察御史。

　　简文会，南海（今广东南海）人。生卒年不详，五代十国南汉乾亨四年（920）状元。

　　梁嵩，龚州（今广西平南）人。字子高，又字仲邱。生卒年不详。五代十国南汉白龙元年（925）状元。

　　王克贞，庐陵（今江西吉安）人。字守节。生卒年不详。五代十国南唐保大十年（952）状元。

　　伍乔，安徽庐江人。出生年不详，卒于北宋乾德四年（966）前后。五代十国南唐保大年间（943——957）某科状元。

　　王崇古，出生地不详。生卒年不详。五代十国南唐后主甲子（宋乾德二年，公元964年）状元。

　　卢郢，金陵（今江苏南京）人。出生年不详，卒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（979）前后。五代十国南唐后主丙寅（宋乾德四年，公元966年）或乾德五年状元。

　　杨遂，出生地不详。生卒年不详。五代十国南唐后主壬申（宋开宝五年，公元972年）状元。

　　邓及，出生地不详。生卒年不详。五代十国南唐后主年间（961——975）状元。

　　乐史，抚州宜黄（今江西宜黄）人。字子正。生于五代后唐天成五年（930），卒于宋真宗景德四年（1007）。五代十国南唐后主年间状元。

　　邱旭，安徽宣城人。字孟阳。生卒年不详。五代十国南唐后主年间状元。

　　张确，出生地不详。生卒年不详。五代十国南唐后主末年（975）状元。

　　费黄裳，四川广都（今四川双流县）人。生卒年不详。五代十国后蜀进士科（年份不详）状元。该科进士十六人。

　　五代十国状元水分大

　　《唐摭言》卷一指出：在唐代，每年仅参加进士举的“常不减八九百人”。两相对比即可见五代士子参加科举竞争的积极性之低。

　　其实，这157人中包括明经、明法、三礼等各科的考生，而且并非所有的进士科考生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，他们中有的只是到考场“观光”而已。这年录取了18名进士（见《登科记考》卷二五），崔邈真正要认真对付的对手只有17人。

　　又由于五代跟唐代一样，一般国家级考试只考1次，便可由知贡举将取舍与名次全都定下来，所以崔邈要战胜所有进士科参试者也好，只战胜17个强劲对手也好，都是1次搞定的（见《旧五代史·选举志》），不需要再费别的力气。

　　《记考》卷二五引《册府元龟》、《五代会要》云：开平四年（910年）十二月，兵部尚书、知贡举姚洎奏曰：曩时进士，不下千人，岭徼海隅，偃风响化。近岁观光之士，人数不多。可见，参加这几年进士考试的人数都跟开平二年差不多。所谓曩时是指唐朝；这里所谓进士是指进士科参试者。唐时，光进士科参试者已达千人，而现在，诸科考生合起来才一百几十人，足见悬殊之大。这年共取15名进士。状元徐寅①以长于作赋而闻名天下，本来在唐末已考取进士，由于时局动荡，只谋到一个秘书省正字的微职，一点被重用的迹象也没有，颇不甘心，这次重新参试而夺魁，他须认真对付的竞争对手只有14人。

　　后汉乾祐元年（948年），刑部侍郎边归谠上言：臣窃见每年贡举，人数甚众，动应五举、六举，多至二千三千。既事业不精，即人文何取？请敕三京、邺都、诸道州府长官，合发诸色举人文解者，并须精加考校。事业精研，即得解送，不得滥有举送。冀塞滥进之门，开兴能之路。（《登科记考》卷二六）朝廷采纳了。

　　这道奏章告诉我们：五代之初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甚少的情况，通过30余年各政权的政策鼓励，加之地方政府选送时尺度越来越松，已大有改观：参加考试的举子慢慢多起来，致使诸色贡举人多至二千三千，其中不少人考了5次、6次。也就是说，包括明经、三礼、明法等科在内的参试者最多时达到3000人。当然，这跟唐时仅进士一科考生“不下千人”仍有距离。即使进士科参试者超过平均数，因其中很多人是屡考不中者，竞争力并不强，只是增加了知贡举组织考试的工作量。这年取进士19人，状元待考，实际他要战胜的硬对手仍只18人。

　　据《记考》卷二六引《册府元龟》载，后周显德六年（959年）正月壬子，对诸道贡举人石熙载等三百余人于万春殿。大概是经过后汉的整刷，地方官选送时把关严起来了，于是延至后周时，参加考试的人数又大为减少。这300余人即令都是进士科的参试者，其实也不算多。这年取进士10人（同上），状元未见记载，他要战胜的对手才9人。

　　据《登科记考》，整个中原5朝，每次考试所录取的进士一般为几人到十几人，最多的一次是后汉天福十二年（947年），为25人，算破天荒了。

　　这参加考试的人数少，又有两个主要的原因。其一，最根本的原因是：当时的多数读书人已经丧失了参加科举竞争的热情。一般说来，国家越是统一，政治越是清明，人们，特别是读书人就越是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，越是跃跃欲试，积极参加各种竞争，希望能寻找机会一展才智，建功立业。五代时期，国家分裂，政局动荡，不仅严重地影响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，而且极大地挫伤了读书人参加科举竞争的积极性。上引姚洎奏章“曩时进士，不下千人”等语正好能说明这一点。

　　其二，年年开考，又将少数愿意参试者分散开来。唐代也是年年开考，但那时国家统一，几乎每个读书人都积极参试，贞元七年（791年）状元尹枢夺魁时已70余岁（见《登科记考》卷一二，总第457页），可见唐代读书人参与科举竞争的劲头之大，即使年年开考，每次参加考试的人数还不是太少。五代这样一分散，平均每次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人就少得可怜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