聂耳的主要事迹【优秀5篇】

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不断成长 篇一

聂耳上中学时，正是我国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的时期，中共云南地下党在学校开展工作，传播革命思想。他从15岁时便开始读马克思的论着，还在日记里写了不少读书笔记。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，昆明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。1928年3月28日，聂耳亲眼目睹了共产党员赵琼仙老师英勇就义壮烈牺牲的情景。同年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在团省委负责人李国柱的领导下，参加了印刷散发传单、上街游行示威、到监狱里探望革命志士等活动，使他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不断成长。

1928年冬，在同学们的鼓动下，聂耳瞒着家里报考了驻湖南的滇军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学生军。1929年遇上军队整编遣散，于5月6日重又回到昆明继续进省师攻读。

聂耳从小是在苦水里泡大的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磨炼了他坚强的意志，三座大山的压迫使他从小懂得了革命的道理，使他在斗争中茁壮成长。

聂耳的故事 篇二

聂守信年轻的时候，对音乐个性敏感。大家都说，只要能从耳朵进去的，都能从他嘴里唱出来。久而久之，大家都叫他“耳朵”。

一次联欢会上，聂守信不但能表演舞蹈，模仿各种人说话，而且还能让两只耳朵一前一后地动，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，大伙儿都被逗得大笑起来。总经理给聂守信送礼物，并称他为“聂耳博士”。聂守信笑着对大家说：“你们硬要把一只耳朵送我，也好，四只耳朵（“聂”的繁体字“聂”）连成一串，不像一个炮弹吗？”从此，聂守信改名为聂耳。

热爱音乐

聂耳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，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，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，并在“充满了工人们、车夫、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”环境中聆听卖嗓子、卖武功的吼声，从中知道了他们“生命的挣扎”的心曲；他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积攒，才买到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。在上海，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，从而创作出《新的女性》。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，天天问寒问暖，那首著名的《卖报歌》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。

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，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，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。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，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。这不仅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，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。

创作国歌

20世纪30年代中期，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，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。社会上充斥着“桃花江”、“毛毛雨”、“妹妹我爱你”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。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，认为如此“唱靡靡之音，长此下去，人们会成为亡国奴”。二人就此议定，要创作一首歌，来战胜“桃花江是美人窝”。二人研究了《国际歌》、《马赛曲》和《船夫曲》，认为很有气势，能够借鉴。1935年初，田汉改编了电影《风云儿女》，并写了一首主题歌——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来追捕，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`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，就被抓进监狱。

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，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。不久，聂耳来找夏衍，听说此事后，主动提出：“作曲交给我，我干！”聂耳根据同田汉一齐提出的构想，带着满腔激愤，只用两天时刻便谱写了初稿，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。在那里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，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“扩大在支那利益”，并磨刀霍霍。聂耳由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，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，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。

聂耳的故事 篇三

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。1912年2月15日，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，原名紫艺。不久，父亲死了，药店由母亲经营，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。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，拨拉算盘，算完账后，叹气，发愁。聂耳曾暗许心愿：今后必须要“让母亲过好日子”。他到上海后，在写给母亲的信中，屡屡提到“汇钱”之类的字眼。

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。从照片中看，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。令人佩服的是，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，但跟着丈夫，居然能够读医书，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，养家活口。彭氏的聪慧，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。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，乖巧伶俐，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，甚得亲友疼爱。

母亲能唱各种民歌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、花灯调、洋琴调，等等。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。蔡锷功成名就之时，聂耳还是黄口小儿，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。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，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。十六岁那年，聂耳最后憋不住了，背着家人偷偷参军，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，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，又被军队遣散，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。不得已，转而读书、演戏、作曲，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。

在一篇《我之人生观》的中学作文中，聂耳表示，如果有可能，他不会从事宗教、哲学和科学的行当。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，然后出外游历，最好是出国，行路读书，增长见识，学术上有所建树。最后挣几个钱，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，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，读书，弹琴，度悠闲时光。他还特意表示，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。

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，聂耳又写了篇《我之人生观》，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，代之而起的是，期望学工科，研究点艺术，做一个“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”的游历家，然后“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”。

演艺圈的“拼命三郎”

上世纪三十年代初，聂耳来到上海，举目无亲，托人帮忙在“申庄”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。谁知“申庄”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正因偷税被查封，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。聂耳失业了。

还好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《申报》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。每月能挣十元津贴，还管吃住，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。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，正因紧张而发挥得一般，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。

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，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。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。阵容虽然不大，但是正因拥有上海有名的“歌舞四大天王”王人美、胡笳、白丽珠、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，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。聂耳在群星璀璨的“明月”是名小提琴练习生。

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，练琴时得站在墙角，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。初到不久，他帮忙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、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，得到一百元报酬。一百元啊，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，聂耳的心狂跳起来。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。另一半，买了一把小提琴，还有两本乐谱。这把普通的小提琴，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。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。于是，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，“错了”，“又错了”，德沃夏克的《幽默曲》时断时续。“小老师”与聂耳同龄，平常为人很随和，教琴却毫不马虎。十九岁的聂耳，刚刚摸琴，连乐谱都看不懂，哪里懂什么对位、和声，“小老师”有点急了。但聂耳可不傻，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。“必须能学会，”他对自己说。吃罢晚饭，大家都结伴去逛“四马路”，到“大世界”看杂耍，聂耳却一声不吭，躲进房间练琴。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：一天至少“恶补”七个小时的琴。

“拼命三郎”聂耳很快出名了。其时，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齐。一套演员班底，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，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。这样做，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，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。比如王人美在电影《风云儿女》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，还要唱主题歌。拉小提琴的聂耳，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；或者涂一身黑墨，扮成黑人矿工。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。1959年，赵丹在电影《聂耳》里出演聂耳时，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。

出入“明月”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，蔡楚生、孙瑜、卜万苍、金焰、郑千里、王人美、黎莉莉、白丽珠、赵丹、周璇、阮玲玉，等等。近观名人，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“风头正健”。星光照耀之下，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，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。

“耳朵先生”和“田老大”

活泼，天真，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，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。做游戏，输了，孩子们起哄，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。大家不满足，“耳朵先生，再来一个嘛！”聂耳又“秀”了一下。

聂耳最爱看电影，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，这在朋友中出了名。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，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但是。至情至性，有何不好？

那时，聂耳与他的同乡、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，此人即之后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，聂耳因此对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。

“一·二八”以后，上海白色恐怖严重，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，壮大左翼力量。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。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，之后说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。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、文章、书札里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，即使有，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，至多用“很好”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。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，逢“田”何故谨慎规避？令人不得而知。当然，在田汉的眼里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，两人阅历、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。但这并不妨碍田、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。

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，田汉作词，聂耳作曲，一同创作了《开矿歌》、《大路歌》、《毕业歌》、《码头工人》、《苦力歌》、《打砖歌》、《打桩歌》、《告别南洋》、《春回来了》、《慰劳歌》、《梅娘曲》、《采菱歌》、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打长江》等十四首歌曲，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。聂耳的处女作《开矿歌》是两人合作的开端。之后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。

电影《风云儿女》剧本刚刚完稿，编剧田汉被捕了。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：“《风云儿女》谁来作曲？”第二句话就是：“我来写吧，田汉也会同意的。”自信与笃定溢于言表。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。很快，聂耳就拿出初稿，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。

情系故乡玉溪山水 篇四

聂耳虽然出生在昆明，却是在玉溪县长大的，老家住在州城北门街3号。在学校的课外活动中，聂耳还参加了玉溪青年改进会（后改为玉溪青年学术研究会），他对自己的故乡玉溪，充满着深厚的感情。

1920年冬天，聂耳初小毕业。当时，母亲彭寂宽得了一场重病后，外公外婆十分想念她，多次从峨山县来信，催她回家一趟。恰逢假期，彭寂宽就领着聂耳和他的二哥、三哥一起回外婆家探亲。

聂耳的外公叫彭寿山，是傣族，原籍为元江县人。从小流浪到峨山县帮地主家放马，长大后在峨山结婚，住在峨山县城大塘子边上，靠做糯米白酒为生。慈祥宽厚的老人，见到女儿带着3个外孙回家来，非常高兴。

聂耳跟母亲回外婆家探亲，有几件事使聂耳终生难忘：

一是坐船经过水连天天连水的“五百里滇池”，使他大开了眼界，看到了祖国秀美的江山。

二是吃到外公亲手做的甜白酒。这是聂耳有生以来吃过的最甜最香的糯米白酒。

三是他头一次知道外公是“摆衣族”，母亲告诉他回昆明后不许对任何人讲，因为少数民族在当时是没有人看得起的。

同时，聂耳也看到了峨山县城有很多破破烂烂的旧草房，还有些和自己一样大的彝族小娃娃光着屁股，没有裤子穿。所有这些，都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民族压迫的种子，对他后来的音乐创作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

那一次，他们全家在峨山住了一个多星期就返回昆明了。

1927年农历六月二十二至七月初十，聂耳又一次与母亲回玉溪探亲。当时，聂耳已初中毕业。因家庭经济困难，一则是想回老家寻找职业，二则是利用假期复习功课，准备考高中。这次，聂耳在玉溪还写了日记19篇。这些日记，记下了他在老家时的所见、所闻。

1928年2月，聂耳第3次回故乡探亲，这次又写了两篇日记。这两次回家，聂耳还抽空去看了彝族火把节，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表演，使他流连忘返。

1930年2月22日，是农历正月大年初四。玉溪县学生为唤醒民众，在玉溪青年学术研究会的统一组织之下，回到故乡举办文艺宣传晚会。此时的聂耳，已经长成一个18岁的朝气蓬勃的小伙子。这是他第4次回故乡。

演出地址选在玉溪乡村师范学校的操场上，即现在的玉溪军分区后院。据当天晚上与聂耳同台演出的玉溪县立女子小学学生杨溶波回忆，聂耳参加演出的文艺节目有《高矮人讲话》、《卖花姑娘》、《外国女郎舞》、话剧《春闺怨》等。他曾经三次扮演女角出场，还在换幕时出来吹奏过笛子，表演过口技，这些别开生面的演出，给玉溪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1930年6月19日，毕业分配的前夕，聂耳在昆明给二哥的信中说：“前几天玉溪教育局长上省的时候，和我谈了好几次，他约我毕业后到本地服务，不是任县督学便是到县中学教书，我已经答应了。现在正式聘函还没有来，不过，多半会是这样。”如果毕业时不发生被叛徒出卖，上了黑名单的事情，聂耳很可能是回玉溪来当人民教师了，而不会去上海当店员。

1932年7月15日，聂耳在上海《电影艺术》杂志发表评论文章《和“人道”导演者对话》时，他开始用笔名为“浣玉”，意为一个纯洁的玉溪人。在百代电影公司工作时，他创作的一首歌曲《一个女明星》，就是用玉溪花灯曲调《玉娥郎》为基调谱写成的。所有这些情结，都生动地说明，玉溪，永远在聂耳的心中。是故乡的山山水水，哺育了他的成长，艰苦的环境磨炼了他坚强的意志。

学校乐团里的小指挥家 篇五

1912年，聂耳出生在昆明。他的父亲聂鸿仪是玉溪颇有名气的中医师，于光绪末年带着妻子彭寂宽到昆明悬壶行医。在聂耳上面，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。聂耳原名聂守信，是家里最小的孩子。

聂耳自幼生性活泼，除了在校认真读书外，对音乐、戏剧、文学、美术和体育都有着广泛的爱好。

由于聂耳自小受到云南丰富多彩的地方戏曲和民间音乐的熏陶，10岁时，他就跟邻居一位姓邱的木匠师傅学会了吹笛子。后来又陆续学会了拉二胡、弹三弦、弹月琴。聂耳所在的小学曾组织过一个学生乐团，聂耳在乐团里不仅会演奏各种乐器，还担任指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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